2019年6月1日，由《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余杭仓前街道办事处和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章太炎与五四”学术工作坊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行政中心424会议室举行。来自东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宁波大学、南京晓庄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伊始，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朱晓江编审对会议议题的缘起做了简单介绍。2019年正值章太炎先生诞辰 150 周年、“五四”运动发生 100 周年，本次学术工坊以此为契机发起对章太炎的研究与讨论，旨在挖掘章太炎与中国现代思想之间的紧密联系，并由此观察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思想关联，推进章太炎研究的进程。会议分上、下两场，上半场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萧放教授主持，下半场由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林少阳教授主持。

上半场共有六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第一位报告人是林少阳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宗教”与“哲学”的关系——1910年代的章太炎思想的侧面》，他从日本真宗僧侣、佛教学者妻木直良的《访章太炎》与章太炎阅读妻木著作《灵魂论》的读后感《读灵魂论》为切入口，探讨章太炎在1906年至1911年旅日时期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思考，以及其与明治日本思想的关系。在对“灵魂”的探讨中，章太炎批判了马良的“神我”说，否定马氏所依凭的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其最终指向是批评马氏依凭“神我”而以国家为文明的思想。章太炎所说的“宗教”既是宗教的，也是哲学的。报告最后指出，章太炎思想与受德国哲学影响的明治佛学关系紧密；近现代中国哲学话语是在明治日本与德意志观念论的纠缠之中慢慢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是一个发展，而不是起源。

接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做了题为《章太炎与“五四”一代学术思想之递嬗——以国学为主轴》的报告，他将国学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下三个阶段，并聚焦于近代以来的国学嬗变，探讨章太炎与“五四”一代学人学术思想的关系。他指出章氏国学已非古代的原生态国学，而是一种新的范式。章太炎将经学、史学、小学、诸子学等等而视之，“夷六艺于古史”，尊古文经学，贬斥程朱理学，这是对传统的一种冲击，具有革新性。他进而指出，章太炎的这种“新”依恃的利器仍是来自于中国固有之学说。章太炎既集传统学术之大成，又是对其的一种“内在超越”。与之不同的是，“五四”一代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性新文化的洗礼。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整理国故”思想虽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但已有实质性不同，整理的目的是要将传统文化史料化、科学化、世界化，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重估评判传统，建立新的范式。从章氏国学到“整理国故”，张教授梳理了国学递嬗的过程，指出章太炎与“五四”的国学冲突只是一方面，而前后相继、“其命维新”的精神才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真精神。国学是日新的，而非保守的，国学文化复兴的过程就是中国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

第三位报告人是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的张耀宗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哲学的“五四”： 1920 年代初思想战语境中的章太炎》。报告主要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对章太炎思想的批评入手，探讨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著作是否可称之为哲学，他对西学的接受在何种层面上具有创造性等问题。张老师认为章太炎与梁漱溟、熊十力、李石岑、黎锦熙、吕澂等人的对话具有象征意义，代表受明治时期西学刺激的章太炎的终结和新阶段的开启；同时也显示出“五四”之后哲学的专业化趋向，即哲学很难再成为思想的工具。

在三位报告人讲演结束后，大会进行了合影留念。

上半场的第四位报告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的孟琢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论章太炎的平等思想——齐物哲学与中国现代价值的建立》。孟老师首先梳理了章太炎平等思想的产生与成型过程——从建立“真如主体”到“主体缘起”的转向。在章太炎的平等思想及其方法论上，真谛与俗谛、义理与训诂、现量与比量是“两行”的。报告进而对学界有关章太炎平等思想的偏颇认识进行了纠正。对太炎思想的批判纠缠于激进与保守之论，报告则认为太炎的“两行”，让俗谛平等具有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自觉性——激进让保守不失于变革，不成为既得权力结构的维系者；保守使激进不沦为破坏，避免在粗暴的颠覆中异化为新的不平等。报告最后聚焦于章太炎与“五四”的对话，一方面肯定了章太炎平等思想对现代价值建立的重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五四”对章太炎思想的继承是一种“割断式继承”，“五四”学人以章太炎激进的一面为最高价值，而抛离了其保守、真谛的层面。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老师做了题为《风俗良莠与政治兴衰——章太炎〈思乡原〉的思想史解》的报告，他从乡愿、狂狷与诚伪入手，考察章太炎嫉狂狷、思乡原背后的思想、政治指向。传统儒学认为乡愿是“德之贼”，近乎伪，狂狷者能坚持原则，得到推崇。而章太炎一反其道，他的这种态度与其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判断紧密相关，他批评倡立宪、讲新学的狂狷之士沽名钓誉，认为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具乡愿精神、行己有耻、恪守道德之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一套稳固、有效的伦理准则，要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而不是常因政治絮乱而涌现出的狂者。章太炎的《思乡原》还涉及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不同于近代对理学的批评，章太炎认为理学有助于修身、践行基本道德，他在规划未来中国政治秩序走向中肯定了程朱理学在维系社会日常秩序上的作用。中国的传统道德原则固然需要改进，但应在中国自身的脉络中进行，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

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上半场的最后一个报告，题目是《“子亦得道乎”：章太炎基于唯识学的宋明理学论》。在报告中，周老师首先分析了章太炎唯识学的形成原因，认为他之所以选中唯识学与他以往的学术道路、学术潮流、对有宗的重视、中印国情间的差异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周老师阐释了章太炎立足于唯识学的“外道-佛学”评判体系，对宋明理学的整体评价，特别是对阳明学的评价，指出章太炎对阳明学的总体评价在哲学层面上是比较低的，认为阳明虽能透过此生却未能破除我执，但他也肯定了其“依自不依他”的思想价值与革命导向作用。接着，周老师总结了章太炎礼教论的特点：其一，重视行动；其二，自下而上，从中国社会底部、边缘处超越；其三，政治导引礼教，政化重于师化；其四，最终目标在于革命。学界对章太炎的佛学论评价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争议，周老师重点阐述了熊十力的批评，并认为我们应将章太炎的唯识论转化为在当今时代思想语境之下理解唯识学以及唯识学与其他思想间对话的资源。

六位主题报告人在其后的提问、讨论环节中，对其他专家学者的疑惑、意见也一一进行了回应。

下半场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雪虎教授开始，他报告的题目是《声音转向与“文用独至”：章太炎论文媒介视角的意义与问题》。陈老师从近代以来声音转向的潮流切入，点明章太炎重视文字书写的特殊性，进而借用西方文化记忆理论分析章太炎“文有独至”现象的成因，指出章太炎对文字文化、古典的阐释非但不是瓦解古典，恰恰是强调古典。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老师做了题为《章太炎的真俗转向与“国文”重塑》的报告。在由俗转真阶段，章太炎以小学、玄言为两极建构“国学”，以魏晋文“清和流美”为“国文”典范；而在由真向俗阶段，章太炎的“国学”建构包含魏晋又不限于魏晋，对唐宋古文和桐城文也表示出同情与理解。陈老师指出章太炎的“国文”建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后者对前者的取代，其所区分的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名理之文与事理之文，在治国保民方面，又撄宁相成，两行无碍，共同成为章太炎推动现代学术转型及华夏文明重建的动力。

第三场报告是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吴晓番老师带来的《论章太炎的汉学论》。吴老师首先介绍了章太炎的汉学论。章太炎在知识层面肯定乾嘉汉学在保存和传承文化方面的功绩，特别是以戴震所代表的皖派学者，成绩极为突出；而在义理层面对其颇有不满，认为戴震的思想只适用于政治，不适用于行己。吴老师进而对章太炎汉学论进行分析，指出其论述的偏颇之处：一是关于乾嘉汉学兴起，二是关于乾嘉汉学的义理。从兴起上言，乾嘉汉学并非是迫于外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以训诂考据的研究方式，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从义理上说，抛开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体系，而以佛老体系来看，乾嘉汉学是通过训诂以通义理，通过解蔽以见道，其义理是在恢复原初概念的本义、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吴老师进而说明，乾嘉汉学以血气心知为性，注重情理、回到生活世界，主张人伦是常道，对克服主体性哲学的弊端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章太炎的主体性哲学批判有共通之处。章太炎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肯定—批判—肯定的过程，其重回于儒家“忠恕之道”与主体性批判也是一脉相承。

宁波大学中文系陕庆老师是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位主题报告人，题目是《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陕老师对今文经学对章太炎“六经皆史”的批评，即经学史学化导致经学的瓦解，做了辨析，探讨章太炎对“六经皆史”“古史皆经”的问题关切。经、史互释是经学内部危机和调和的一种外部反映。章太炎的“六经皆史”是对章学诚的批判与继承。首先，不同于章学诚对“经”严格区分官书与私作，章太炎不只以官书为史，即是说“六经皆史”并不等于只有六经才能算得上是“史”，他强调了文明史写作的集体性、匿名性。其次，在章学诚将“史”作为著作原初性所在的基础上，他分析了经史分化的原因及其流弊，认为这种分化将割裂经史，人为阻断“由经返史”的道路。章太炎的“古史皆经”，强调了史发生的真实性，这里，经已不是微言大义，而近于信史。以史统合古今之变，使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内在于传统之中。在保存国性上，史重于经，国史是存国性的唯一途径。陕老师指出经学史学化不是瓦解经学，而是现代转型社会重塑文化自信的途径，章太炎的“六经皆史”含有对当时政治、社会的考量。

学术工作坊最后进入圆桌讨论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强研究员主持。各位与会专家学者就章太炎与“五四”一代人的关系、章太炎思想的意义、如何看待章太炎对现代性的回应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周展安老师认为章太炎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拨开经学、史学等一切表象，沉入生民，构建一整套逻辑，向下超越；而“五四”的意义也不在于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而是抛开这些，发现中国现实。在这一点上，“五四”与章太炎有深刻的思想关联，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接续下去。孟琢老师则认为章太炎具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他的“民”仍有待于辨析。孟老师指出，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空间巨大，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他去发掘古典，章太炎对语言和思想、古和今、古典和价值等的思考都具有借鉴意义。张耀宗老师也提出，如果把理解章太炎的终点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里来加以讨论，而不是通向另一条渠道，那么研究章太炎的特性与意义在哪里？陈慧老师立足于章太炎与周作人在自然观念上的比较，指出章太炎的自然保有天的维度，他破除名象、回到历史本原的正当性来自于神、天，而不是物界的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恰好和五四相区别。从这个角度，她也对章太炎的“民”做了解读，认为章太炎对民的关怀带有宗教的悲悯感。张昭军老师指出章太炎史学研究的意义，其一是让后来人不至于离真正的现实太远而乱做判断，其二，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抛弃一些东西，而这些恰恰有我们现在需要的养料，历史则可以让它们呈现出来。不同于以上学者从现实层面对章太炎意义的强调，吴晓番老师认为章太炎的思想意义更值得重视。另外，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也各抒己见。林少阳教授提醒我们要警惕影响式还原论的危险，要注重历史语境。

在专家学者们激烈的学术交锋中，本次学术工作坊圆满结束。